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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爱国教授在苏锐评转型升级

人物档案
孔爱国,毕业于复旦大学,获经济学博士学位,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复旦大学MBA项目学术主任,上海市曙光学者,主要致力于公司金融、金融经济、财务管理、资本市场理论、实证金融的学术研究。


今天,孔爱国教授应第三届江苏报业发展论坛邀请,将赶赴本市举行专题讲座。日前,苏报记者前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,与孔教授就产业转型升级等话题面对面进行交流。

对于时下的热词“转型升级”,孔爱国认为,产业转型升级有三个条件:一是要有钱———金融市场; 二是要有人———企业家;三是经济环境要稳定,市场不要有波动———当市场好的时候,产量增加,来不及考虑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;当市场不好的时候,生存都有问题,更不会想到转型升级。只有经济很稳定的时候,产业转型升级才能成其为一个话题。

要让中小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

这两年,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、高铁产业发展遭遇了很大的困难。“这是因为我们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做市场经济的事”,孔爱国说,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和支持应该有限度,否则就会破坏市场公平。像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、高铁产业,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,然而其产能在市场上消化吸收不了,而机器设备已经投资下去了,到后来不是停工就是开工不足,产能严重过剩。事实上,过头的产业扶持政策会破坏市场公平,短期之内通过行政力量形成的供求关系看起来效果明显,但长期而言后遗症很大。而相反的例子,温州的皮鞋产业、打火机产业、汽车配件产业、高低压配电产业,并没有谁去引导和扶持,却通过市场自然选择成为当地的拳头产业,“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,树根在地底下生根扎得很深,就算遇到风雨也有抵御能力。”

“市场在哪里,产业发展去向何处?只有天天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的企业家才能找得到。”在孔爱国看来,政府要做的是把产业门槛降下来,“让企业能够自由地竞争、自由地淘汰、自由地选择,也就是要让企业自己去寻找市场空间,而不是政府代替企业家进行产业选择,否则还要企业家干什么呢?”

“转型升级是有成本的,是要靠资金支持的,而在眼下全球经济衰退、货币政策收缩的的宏观背景下,由于国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通道并没有被打通,剩下的一条道路就只能是降成本”,孔爱国一针见血地指出:政府如果真正要推动企业转型,唯一的办法就是减税,“企业的税收负担那么重,只有政府把税收减下来,让中小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,才可能承担得起转型升级的成本。”

转型的本质是让市场来配置资源

孔爱国是坚定的市场推崇者:“在一个健康的市场上,供求关系一定会迫使企业主动寻求转型、主动升级,关键要看市场究竟能不能自由地配置资源———转型的本质是要让市场去发挥作用。”

孔爱国举了个例子:温州人最早生产的鞋是“两周鞋”,廉价劣质产品的代名词,而现在温州生产的是红蜻蜓、奥康这样的名牌产品,这是因为温州的企业家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后知道,靠这种廉价劣质的商品已经赚不到利润了,必须踏踏实实地把品质做好。“企业生产1代产品不赚钱了,就一定会去考虑生产2代、3代产品,市场一竞争、信息一透明,就能推动企业沿着市场的道路往前走”,在孔爱国看来,转型是企业内在的自主选择,只要让企业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运行,企业一定自己会考虑转型。

“为什么现在产业结构调整阻力重重,就是因为我们好多时候嘴上在讲市场经济,实际上不是在搞市场经济。”孔爱国说,一个企业如果经营不下去了,而把厂房出租收入反而比自己直接生产经营利润更高,那么他把厂房租出去有什么不好?租房子的人,利润一定更高,否则也没办法租下去,“这就是转型,这就是市场,这是好事,做不下去的企业被市场淘汰,这是自然法则。”

在他看来,一个城市如果不能把企业家的创造力激发出来,那发展就是不可持久、没有活力的。市场应该让企业家去摸索,而政府应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家去实现价值。

政府是维护市场环境的“清道夫”

“政府是什么?政府是维持公平和正义的地方。”孔爱国认为,政府要做的是维持市场资源配置的公平,把市场环境打扫干净,让企业在市场中公平地竞争,这是政府的职责。

“过去从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候,人为地借助一点行政力量,可能会加速发展进程;但如今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步后,如果还是借助行政力量配置资源,势必会影响整个资源配置的走向”,孔爱国的话毫不留情,“短期内负面影响不一定马上显现,但长期而言一定会失败。”

孔爱国说,最近全国“两会”上对改革谈得很多,但不管怎么改革,只要现行的资源配置机制不改变,像太阳能光伏产业、高铁产业这样的教训以后还会发生,因为一些部门和地方“还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市场经济的问题。”

在孔爱国看来,理想模式是“小政府、大社会、大市场”,像浙江、温州这些地方,国有企业不多,也不是很强大,相对来说,政府把控的资源就比较少,当地的市场化程度就比较高,经济运行得就比较健康。“政府对产业的发展不应该有太多的干预,应该时刻追求的是把市场环境打扫干净的程度,从而让企业家有更多的创业冲动,这是更重要的。”孔爱国说。

他认为,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,就是创办了工业园区和高新区,让全球企业低成本地到苏州来运作,运作到后期就产生了集聚效应,“你做了这样一个‘场子’让大家自由地进入,你可以设定进入的门槛,比如环保方面的要求,但对企业来说进入的门槛是一样的。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,才是政府应该干的事情。”


谈融资困难:

政府应该放手 发展民营金融

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普遍性现象,这是由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系没有市场化,使得现实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,一方面流动性过剩,一方面资金短缺。

现阶段,国内中小企业困难的原因既有融资难的因素,也有经营成本上升的因素,还有世界经济格局整体走低的原因。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,原材料、能源、劳动力成本统统都在上升,尤其是制造业的成本居高不下,企业利润已经负担不起融资成本。

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过程中,政府应该发挥作用。既然民间借贷四倍利率是合法的,那政府就应该放手让民间借贷公司和民间担保公司去发展,允许他们注册,让他们合法化。民间金融活跃了,募集的资金就一定会投到实体经济里面去———如果不投到实体经济里,不是违法就是违规的。

各地如何去有效组织、去放开民营金融的发展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,民营金融未来肯定是个热点。像苏州这样的产业城市,必然有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来支撑,苏州下一步应该走在民营金融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前列。

谈股市低迷:

市场化上市制度 首先就是要放开

中国股市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境地?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上市的核准制度,这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制度。企业上市要审核,而审核就是权力配置资源,问题是那些专家、评委代表不了市场的选择,上市机制的第一步已经走错了,行政权力替代投资人、替代市场作了选择。真正的市场化上市制度,首先就是要放开,一定要让投资人自己去选择,投资人选错了,他自己承担损失;现在是证监会替代投资人来选,但选择错误的成本还是得由投资人来承担。

从这个角度而言,由于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性障碍,所以中国股市和整个实体经济之间是脱节了,真正好的、成长性的企业,不一定能上市,而另一些成长性未必那么好的企业,反而有可能占据了最重要的资源。资源是稀缺的,你拿走了,别人就拿不到了。所以,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不是健康运转的。

谈楼市限购:

“限购”不能治本

十多年来,政府就没有好好想过如何让这个市场有序运转,也没有对这个市场打扫清理过,垃圾到现在堆积如山,就急着想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,来不及打扫就不打扫了,于是就把大门关起来,简单地通过抑制市场需求来压制楼市价格。

楼市“限购”政策,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,短期内楼市价格似乎被控制住了,但接下来只要政策有松动,房价肯定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走,反弹可能会更严重。

复旦金融与投资总裁班